2018年中，我干了件挺蠢的事。
那时候我在一家媒体做课程产品，类似于知识付费吧。盯上了高善文。五次新财富第一，然后潇洒退选，卖方研究的天花板。我居然想拉他来讲课。
他没兴趣。
但我还是带着编辑，飞到了北京，因为我知道他更想干的事，是把自己的旧书《经济运行的逻辑》重新写一遍，我招募了之前「原则」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想参与到他的新书写作里，算盘打的很精，想找个机会把他的书变成课，再搞一笔钱。
在安信证券北京的办公室里，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气定神闲，语音嘶哑慵懒。他说对上一本书特别不满意，觉得前半部分像果壳里的宇宙，一本科普读物，浅了；后半部分像研报汇编，碎了，前后不搭，他想从方法论出发，搭一个完整的骨架，他觉得好好写，这本书应该比之前的能好几倍。
然后就没然后了。
几个月后，“洗洗睡了”事件爆发。说实话，我害怕了。作为商业机构的员工，不敢再碰这本书，和当时刚被全国讨伐的人绑定，需要一种我当时并不具备的勇气。
后来每次看到高博的消息，都会想起那个下午。办公室里堆着手稿。我没能兑现的承诺。
「2」
后来在北京遇到一位媒体老师。是他帮我还原了“洗洗睡了”的全貌。
2018年7月28日，山西证券三十周年。一场完全内部的分享，录音被某个有心人花钱买了下来，搞了一篇爆文，那篇录音可以说是在当时的金融行业，人手一份，影响力大的惊人。
那句话为什么炸？得回到当时的语境。
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全民焦虑的总开关。但再往前几年，大家是真心相信中美关系是地基，是承重墙，是不可能塌的东西。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灯塔在，蜜月期的余晖还在。
然后高善文站出来说：如果这次走错了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后来这句话成为了他在互联网上最大的「罪证」，也被很多人定性为了「投降主义」。
我后来常想，那个夏天真正被冒犯的，到底是什么。
从2001年入世算起，到2018年，十七年。这十七年里，中国人习惯了一个判断：明天一定比今天好。这个判断年年应验，从未被证伪。顺差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城市天际线一年一变，年轻人背着书包出国，回来时带着文凭和期权。
宏观经济学家是这场盛宴的解说员——他们只需要解释繁荣为什么发生，从不需要回答繁荣会不会结束。
高善文自己，就是这条上升曲线的产物。山西临汾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乡村教师的儿子，1988年考进北大学无线电，后来转读经济，进央行，师从周小川，2003年下海做首席。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踩在国运的鼓点上。
而当一个受益者亲口说出路可能要断的时候，这比一万句愤怒的牢骚都重。
不过好在事后监管层和舆论整体上还算宽容。可以说是高高抬起，轻轻放下。但同时，市场经济学家在舆论和行业中的强大的影响力也被有关部门注意到了。
高博被保护了，但经济学家都要管起来。
有个社科院的著名经济学家这样和我说。
后来这个经济学家，也出了一篇同样出圈的文章，去反驳高博。视角当然很学术，但侧重点不同。标题叫做《我们应该克服去杠杆的“心魔”》，系统反驳高博的“手术论”。
高博说去杠杆像做手术，不打麻药就动刀。
他回了一句极漂亮的话：做手术不打麻药是不行的，但手术成功与否在于医生能否干净地切除癌变组织，而不在于麻醉师。
这场争论好看。好看在两个人的出发点完全一样——都承认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但结论完全相反。
高善文是资产负债表视角：去杠杆过程中企业和居民在真金白银地流血，你得给修复空间，不然伤的是无辜的人。
而另外一位经济学着是政治经济学视角：在权力配置资源的体制下，宽货币只会流向国有部门和资产泡沫，根本到不了民企。民企受伤的根子在体制，不在去杠杆。
“红利都是抽象的，伤害总是具体的。锅却让去杠杆背着。”
两个人都对。所以问题无解。紧也是错，松也是错。这就是2018年中国宏观政策的死结。
「3」
有几年，安信策略会就是金融人的跨年晚会，每个人都想听听高博还有哪些暴论。
2022年12月，所有人都在等报复性消费。
高博在安信证券策略会上泼了一盆冷水：资产负债表的“疤痕效应”。伤口会愈合，疤会留很多年。三年疫情打掉的是收入的确定性：权益科目受损，风险偏好下降，预期转保守。他说，别指望 V 型反弹，修复会很漫长。
2023年验证了。报复性消费没来。
但真正把他推向深渊的是2024年12月。国投证券策略会。那一次他不再含蓄了。
他公开质疑数据。用各地人口年龄分布和消费力的交叉对比，算出 GDP 增速每年高估约3个百分点。4700万劳动力找不到正式工作。
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全网疯传，然后全网下架。微信账号删除。2025年从业注册注销。十八年国投证券生涯终结。
2026年7月，淋巴癌。55岁。
私下听很多人说，高博后来公开表达温和了不少，但内心的悲观从未变过。从2022年的疤痕效应到2024年的数据质疑，只是从含蓄走向了决绝。
我见过太多经济学家的悲观，多数是姿态，是流量，是先站好立场再找论据。甚至是为了煽动焦虑，爆民营企业家的金币，故意说一些末世言论。
高博的悲观是倒过来的：用自己那套框架一步步往下推，推到最后，跳出来一个他自己都不想看到的结论。他没把它咽回去。他说了出来。
「4」
高善文见证了金融行业经济学家的黄金年代。
那个年代长什么样？2006年，上证指数1250点，他喊出资产重估，一年半后指数冲到6124点。基金经理排队听他路演，策略会一座难求，新财富评选热闹得像选秀。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一半是学者，一半是明星：报告上午送进部委，金句下午传遍营业部。对庙堂有影响力，对公众有号召力。
双重光环，双重风险。
当一个人足够有名，观点足够犀利，舆论就会把他吞掉、好事者会把他作为武器，一次嚼不烂，反复嚼。
一个人只要参与了时代议题，就免不了被卷进时代情绪里。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代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宿命。
我非常理解高博这样的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没有他那么悲观。我始终对中国产业和中国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感，从来不相信什么宿命感，但这不妨碍我尊敬他的悲观。
他信一条死理：好的研究必须可证伪。必须能预测。一个判断如果永远正确、永远推不翻，那不叫研究，叫叙事。
「5」
我还记得那次飞去北京找他，路上补课，特意重看了他最核心的那篇文章叫《光线是可以弯曲的》。后来变成《经济运行的逻辑》第一章。
标题来自一个物理学故事。爱因斯坦预言，光线经过太阳附近，会被引力拽出一个小小的弯。1919年，爱丁顿带队远赴非洲，趁一场日全食拍下星光的偏移。预言应验，广义相对论一战成名。
这个故事最迷人的地方，是爱因斯坦敢把话说死：星光偏多少，事先算得清清楚楚。对，就对得明明白白；错，就错得无处可藏。
高博用十个这样的故事讲同一件事：现代科学是形式逻辑加实证精神，缺一不可。好研究从观察现实出发，不从理论裁剪现实。理论必须可证伪。
这是他全部分析的元代码。从资产重估理论到质疑官方数据，他一直守着这条线。
他自撰过一副对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
自嘲，也是诚实。
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的年代，他说话。大多数人选择含糊的年代，他选择可证伪。
光线是可以弯曲的。
但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