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Steven 北纬一度OneNorth
莱佛士和规划主义
没有李光耀就没有现代新加坡，而没有莱佛士，就没有新加坡。1819年，平地一声春雷，新加坡开埠了。莱佛士在新加坡总逗留时间不过七个月，但留下的遗产不可胜计。
在他留下的众多遗产当中，最具个人色彩的，是他对秩序和规划的执着。我相信这种执着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的李光耀。比如，莱佛士坚持店屋下的人行道，宽度必须是五英尺。这便是所谓“五脚砌”（five foot way，马来语叫做Kaki Lima) 。这个标准后来经由华侨传回潮汕和福建等地，成为海峡殖民地的一种诡异的文化输出
莱佛士爵士还注意到，被他划为商业中心的地块，是一片沼泽。在这种泥潭之上建立的自由港，很难繁荣一百年（是的，莱佛士当年确实是按照百年大计的规格来思考新加坡的未来的）。于是，他和当时的驻扎官法考一起，雇了一帮苦力，把现今在粤海清庙（OCBC总部附近）一带的一座小山挖平，用以填埋那片沼泽地。新加坡从此有了像样的商业广场，这片广场当年叫Comercial Square，现在叫Raffles Place。两百年过去了，这里仍是新加坡的最中心
新加坡的这些早年故事，被莱佛士的助手和翻译阿卜杜拉记录下来，结集成书。书名叫Hikayat Abdullah (The Story of Abdullah)。这书有英文译本，是了解早期新加坡的第一手资料
当年把沼泽地填掉，建成广场后，莱佛士爵士将之切分成很多地块，分别拍卖出售。是的，拍卖地皮这事，源自莱佛士。拍卖之前，他对阿卜杜拉说：”你应该考虑在这里买四五块地，未来这里将人山人海。” 阿卜杜拉说自己没钱，又说一块地1150-1200元实在太贵了。莱佛士爵士让他不用担心，“买了再说”
不过阿卜杜拉没有买。他后来后悔不迭，说由于自己的缺乏远见和愚蠢而错失良机。他是马六甲人，当时算是个“坡漂”。他考虑的是如果举债买房，以后想躺平回马六甲就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刚刚开埠，本质还是小渔村，和大都会马六甲不可比。他对新加坡的未来没有信心
更让他后悔的是，所谓1150-1200的标价只是用来吓退买家，实际上买地根本不用钱。莱佛士爵士耍了个小心机，借高价拍卖的噱头把穷人过滤掉，这样才能保证拿到地的人都有能力建起店屋
两百年后回望，如果阿卜杜拉当时拍下了这四五块地，这几块地会在哪里呢？可能是接近现在的中国银行总部，可能是接近UOB Plaza，也可能在One Raffles Place。每一块地皮，应该都是五亿起跳
李光耀、新马分家
谈及新加坡历史，不能绕开的是李光耀的回忆录。李氏的回忆录有两本，The Singapore Story 侧重的是从李光耀出生到1965年新马分离这一段。这本书可以和庞卫东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配合阅读。回忆录是李光耀的一家之言，而庞卫东的书是枯燥但持平的综述性专著，两者宜一起服用，互作参考
了解新马的被殖民的背景、行动党的早期历史、为什么新马要合并又为什么迅速分手，有助于理解若干当下现实。比如，为什么新马关卡的马来西亚侧总是堵车？比如，如果有人因为新柔最近搞的经济特区而要去新山买房，温习60年前的历史，会大有帮助
类似地，理解当时的种族冲突，也会对现行的一些看似刻板的政策多一份理解。比如，政府组屋为什么有种族配额？永久居民的申请，为何不能像纽澳一样搞打分制？
关于新马分家，还推荐一坪海岸老师的新马分家系列，是基于史实之上的生动演绎
吴庆瑞、群星闪耀时
2010年，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逝世。当时的政府给他举行了国葬，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亲致悼词。悼词开宗明义：在我所有的内阁同僚中，吴庆瑞对新加坡的成就影响最大。
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早期的经济奇迹，究竟是李和吴的贡献更大，是一个可以辩论的话题。李是政治强人，吴是经济天才。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他自己负责扫清政治障碍，从而使得吴庆瑞可以放手实践他们共同制订的经济政策 (I settled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so that his tough policies we together formulated could be executed.)
今天新加坡的几大“基础设施”（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政府组屋），几乎都是吴庆瑞主导的。吴庆瑞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其核心思路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收支平衡，在早期财政紧张的时候，他以极致抠门为人所知。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反对建立公共游泳池，因为人们直接去海边游泳显然成本更低。虽然时过境迁，但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仍然严守收支平衡的原则：政府发行的债券不能用于当期经常性财政开支
“他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并以同样的方式管理新加坡的资产，避免浪费并最大化资金的价值。他的谨慎为新加坡积累了雄厚的储备。” 也是因为政府收支有盈余，政府才有多余的钱去投资，这才有了新加坡主权投资公司GIC。是的，GIC也是吴庆瑞一手建立的。今天，GIC和淡马锡每年的投资收益的50%，会用于政府的当期开支，这笔收益已经超过了任何单一税种，成为了新加坡政府最重要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新加坡的货币政策（以新币勾住一篮子货币，见拙文 新币为什么永远涨？），也是吴庆瑞主政金管局时定下的调子，至今四十多年没有大改
除了财政之外，吴庆瑞几乎主导或参与了新加坡早期的各种大项目。1962年，他主导了裕廊岛的建设，将之从沼泽地变成了世界顶级的炼油中心；1965年新加坡仓促独立后，他临危受命担任国防部长，引进了国民服役制度，建立起新加坡武装部队。同时又顺带建立起一整套国防工业。一个冷知识：新加坡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出口国；1979年，担任教育部长的他发布了《吴庆瑞报告书》，全盘重组了教育制度。从此之后，中小学里英文为主，母语为辅。这套政策沿用至今，深刻塑造了当代新加坡人
可惜的是，吴本人不善演讲，也没有李光耀那种一呼百应的个人魅力。他又不写回忆录，也没有一本全面的传记。今天能看到的关于他的故事多半来自于他的同事的回忆。长期担任经济发展局(EDB)主席的Philip Yeo (杨烈国) 出过一本传记Neither Civil Nor Servant, 花了很大篇幅回忆和吴庆瑞在国防部和财政部共事的经历，非常值得一读。忘了一提，EDB也是吴庆瑞主导创立的。它是一个招商引资的一站式政府机构，其使命就是尽可能给新加坡争取到更多的外国投资。新加坡经济共一石，而EDB的贡献至少独占二斗
吴的另一位老部下严崇涛，也出过一本书《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严崇涛是新加坡史上最年轻的常任秘书（新加坡公务员序列里的最高职级，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严担任过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的常秘，又担任过EDB、HDB等机构的主席，几乎把公务员系统里能做的重要岗位都干了一遍，其职业生涯和吴庆瑞有很多交集，现今流传的关于吴的轶事多出自这本书。这本书是严的讲课实录，结构有点松散，但信息量极大
再讲一个冷知识：建裕廊飞禽园也是吴庆瑞的主意。1968年，他看到裕廊工业区全是工厂和烟囱，觉得新加坡应该有一片绿洲，让新加坡人能暂时逃离工业化的城市生活。这便是建飞禽园的初衷。当时严崇涛问他，为什么不是直接建一个动物园？吴庆瑞说：“养鸟只需要买鸟粮，比起动物园那些食肉性动物的饲养成本，养鸟便宜多了”
当然，后来吴庆瑞也批准了动物园的建设。不仅是动物园，很多艺术文化项目，大都是吴庆瑞促成的。直接引用李光耀的悼词吧：“（吴庆瑞）希望新加坡人能够欣赏艺术。他推动了新加坡交响乐团、新加坡动物园、裕廊飞禽公园、圣淘沙、裕华园和星和园的发展。他说服我为这些项目提供补贴，让新加坡人能够感受美和艺术的魅力。”
当然，吴庆瑞也不是圣人。比如，在早年关于要不要建地铁的争论中，他是力主不修地铁的，认为投入太大收益太小。无独有偶，李光耀也没有让吴庆瑞去搞组屋建设。 如果当时交给了他，组屋奇迹说不定就不会发生了
关于建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最全面的概括，还是李光耀自己的书。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不可错过，这本书一定要读英文原版
八十年代、政治正确、分水岭
建国后的二十年间，人民行动党在每次大选都能大获全胜，垄断全部席位。判断国民满意度的指标，不是拿了多少个国会议席，而是行动党的总体支持率。在全盛时期，行动党不仅可以拿下全部席位，还能拿到77%的票
这种strong mandate也让李光耀可以大胆对各种社会议题表达意见。1983年的群众集会上，李光耀配合幻灯片，针对男大学生喜欢娶学历稍低的女生（从而导致高学历女生结婚率偏低）这一现象猛烈开炮，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此以往优秀基因将被稀释。而后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在子女教育和住房上给予高学历女性特殊照顾。这次演讲代价惨重，1984年的全国大选，行动党的得票率也从77%下滑到64%，反对党也从那个时期开始进入国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1980年代，在经济和政治都进入正轨后，李光耀在制度上做了大量探索。比如民选总统制。其核心的思考，是如何在退休后，能让新加坡一直伟大。民选总统制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以为他是给自己退休后安排后路。他自己的回应：“许多人认为，我是在为自己卸任总理后安排一个职位。实际上，我对这种高级职位毫无兴趣，因为这样的职务对我的性格来说过于被动。”
除了民选总统和储备金、集选区这些实际落地的政策，李光耀还提出过更有争议的设想。比如，他曾建议已婚人士应该有更多的投票权，这项提议由于遭到了全体内阁（唯一的半个支持者是杨荣文）的反对而没有继续推进
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第二代部长推举出吴作栋作为接班人。李在1985年开始退居幕后，虽然他仍是总理，但按他的说法，吴作栋当前锋，他自己当守门员。关于这段历史，吴作栋自传的第一本《高难任务（Tall Order)》值得一读。讽刺的是，吴担任前锋后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变相废除早前那些连高学历女性都抗议的、针对高学历女性的优待政策
李显龙和财税新时代
市面上虽然（还）没有李显龙的传记或回忆录，但新国大教授Terrence Ho的《Refreshing The Singapore System: Recalibrating Socio-economic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对李显龙时代的政策做了很好的分析。这本书起点很低，即使不了解新加坡的人也可以读，但是覆盖的面很广，讨论的深度也还可以
新加坡的制度，一言以蔽之，是鼓励个人奋斗，辅之以有限的福利和社会扶持。虽然外界常戏称新加坡是保姆式政府，但其实和福利国家差别极大。举例来说，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不允许罢工，没有失业保险（直到最近才推出了一个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的版本），没有免费医疗，也没有大锅饭式的社会保险。政府搭好了制度的框架，剩下的基本全交给市场。仅有的保姆服务，只有住房和教育
在2000年以前，政府的政策基调，是警惕福利社会，“新加坡不养闲人”。在这个基调下，政府着力于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几乎全球最低的公司税，价格低廉的工业用地，外加EDB的保姆式服务，招商引资，把蛋糕做大。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维持低支出（低税收），新加坡的综合税率一直是全世界最低的之一
那李显龙时代有什么变化呢？主要的变化，就是在仍坚持以个人奋斗为主，把蛋糕做大做强的前提下，悄然地建立起一套safety net，并且把贫富差距慢慢缩小。这个过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从右往左走不算本事，但是往左走的同时，还能保持一个非常低的税率，同时不影响营商环境，就非常了不起
有哪些政策变化呢？随便举几例：
相当于全民医保的MediShield life和更大力度的医疗补助
各类GST voucher, U-save voucher
Pioneer/Merdeka package
不断加码的组屋购房补贴，以及BTO价格和市场价脱钩
通过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对低薪工友的直接补助
虽然没有全民最低工资，但是针对个别行业，有progressive wage model
不断加码的育儿补贴
如果你对以上政策无感，很可能说明你不是目标人群。在财政的收入端，李显龙执政时期最大的变化是扩大了储备金的使用范围：虽然储备金不能用于当期财政的红线没有变，但是通过NIRC框架，50%的投资收入可以用于当期的开支。如前所述，NIRC每年的钱，超过了任何单一税种，这也是政府能在不大规模加税的情况下，仍然能向左转的关键原因
反对党和政治生态
外界常视新加坡为威权社会。客观来说，这是有失公允的。就形式上来说，新加坡是英式内阁制，只不过因为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并垄断了大部分议会席位，才给人一种不民主的印象。但比较而言，这种现象并非新加坡独有。邻国马来西亚同样也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制度，2018年前也是长期一党执政。类似地，日本在战后大多数时间里，也是自民党垄断了政府
当然，民主的细节里可以诟病的有很多。比如选区重划一向是反对党抗议的点，再比如将组屋翻新和是否支持执政党挂钩，争议也非常大。但总体而言，反对党不是花瓶，而是真实的而且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这方面值得一读的是前非选区议员余振忠的Journey In Blue: A Peek Into The Workers' Party Of Singapore。这本书讲述了余振忠代表工人党参加大选屡败屡战的心路历程，也披露了工人党的大量内幕，包括2016年陈硕茂在党代会挑战刘程强的全过程
类似地，报人吴俊刚的新加坡政党的基层工作：议员如何联系选民也可以看看。吴是华文记者出身，曾连续担任四届国会议员。这本书引用了大量新闻报道，略嫌冗长，但独特的地方在于作者本身就是前议员，有大量一手经验
最后，要了解新加坡的历史，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资源，那就是新加坡档案馆（NAS）的口述历史系列。大部分的新加坡名人（政界、商界），都有被NAS邀请去做采访，就重要的历史事件留下记录。随便举个例子，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任首席部长David Marshall（1959年自治之前的一把手，相当于后来的总理，他也是工人党的创立者），就在NAS留下了29卷录音带的采访记录，转录后长达300多页。这些记录是绝对一手的材料，如果对历史研究有兴趣，NAS的口述历史数据库不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