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割往事
第一章
生如白驹过隙，此身乃是草芥，任死神随意收割。
——拜伦《唐璜》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
这是我打开录音笔，第一次正式采访孙歌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此后又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访谈中，反过来理解，就是它的潜台词——你们总说我占便宜，其实是对我不够了解。
听到这句话，我马上就产生了一种违和感。单单从他的名字上说，孙歌，就有一种占便宜的意思。不管是三岁孩童还是八旬老叟，只要直呼大名，就要叫他一声哥。而智慧的网友们则根据孙歌过往的经历，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孙割”，显然是“收割”之意。古龙说过，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外号。这和他的自述产生了鲜明的反差。
而我的工作，就是拨开重重迷雾，抵达真实。生活是最好的剧作家。我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绝不高于生活。真实胜过一切虚构。我也有自己的雄心。我想探索2003年到2026年这中国经济真正腾飞的二十多年间的时代精神，以及这个时代赋予了这代人什么样的属性。孙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切片。
我是南山有鹿，是一名传记作家。首先我必须声明，我的立场绝对中立。我不会因为孙歌找我写传记却没有付钱，就用春秋笔法歪曲事实——那有损于我的职业道德。
2025年年初，我在小红书上收到了一条私信。发信人说自己是孙歌的助理，想邀请我采访他，写一本孙歌的传记。一开始我相当吃惊。虽然我已经深耕传记领域十多年，但名气不显，从孙歌的过往经历来看，他更可能会去找那些已经成名的大咖，比如《乔布斯传》《马斯克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之类。（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找过了，但对方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他。）我花了一些时间证明，发信人并非骗子，于是接受了邀请，在美国、日本和香港分三次采访了孙歌。每次采访都非常密集，连续三四天，除了睡觉以外，几乎一天中所有的时间都和孙歌待在一起，积累了上百个小时的有效采访素材。同时我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和孙歌有关联的各路人士。孙歌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所以对文字的质量要求很高，又在线上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大改了几次，终于在2026年8月完稿。但当我交上最终版的稿件之后，孙歌只留下一句“没有达到合同中规定的质量要求”，拒绝支付报酬，删掉了我的微信。
碍于合同中的条款，我没法把传记的全文放到网上。但一年多苦心孤诣的写作所积累的诸多素材，又让我难以割舍。于是我决定抽取传记中极小的一部分素材和片段，撰写一部《孙歌往事》。
我必须说明，这是一部虚构作品。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1990年7月30日，孙歌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他的家庭并不显贵，但在普通人中也算优秀，父母受过教育，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从90年代初的大环境来看，省会城市+知识型父母，孙歌的诞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开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外公曾经是西宁市主管教育的干部，但在他幼年时就已去世，这为他后来考上北大埋下了伏笔。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家人会给他起一个略带谐音的名字。按照孙歌自己的说法，家人给他起名的时候颇费思量，全家族老少十几口人，想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定好。他的父亲是一个文学青年，有一定的文字造诣，最后受到杨沫《青春之歌》的启发，也受了当时高晓松《青春如歌》那一系列歌曲的影响，加上当时流行单字名，于是起了个“歌”字。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谐音这回事。
不过我也不是初入江湖的菜鸟。在传记作家看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美化叙事。我在西宁的采访中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首先，高晓松并没有一首歌叫做《青春如歌》，与之相近的只有一首《青春无悔》。这首歌创作于1991年，1996年才发行。根据采访的当事人回忆（恕隐去名字），孙歌的名字完全来自于一个乌龙。当时抱着孙歌去派出所上户口的，是一个老年的女性亲戚。老太太不会说普通话，恰好负责上户口的是一个做临时工的小姑娘，是个外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几番沟通无果之后，只好求助同事。孙家可能在当地有一点门路，事先和派出所打了招呼，同事就说，孙哥如何如何，孙哥如何如何。小姑娘听得一脸懵，误以为孙哥就是孩子的名字。但给人起名为“哥”，多少有些怪异，小姑娘就自作主张，在户口上落了一个歌曲的“歌”字。老太太可能也不大认字，回家后只说户口办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名字写错了，但木已成舟，也就没有再费事去改。
我马上意识到了一个疑点：为什么不是父母亲自去上户口呢？受访者对此并不愿多谈。在我多番询问之下，他才勉强透露了一点，大概是当时孙歌的父母之间有过争吵，谁都不愿意去。
不管怎么样，我采访得到的情况和孙歌说的完全不同。
1994年，孙歌的父亲工作调动，去了广东省惠州市的规划局工作。孙歌全家因此迁往广东。母亲后来在《惠州日报》找到了工作，担任记者，父亲在规划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下海经商。这在90年代的广东并不鲜见。如果故事就此发展，孙歌会成长在一个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家庭。
转折发生在他9岁的时候，香港回归的两年之后，但我们先把时间稍微往前拨一点点。
1992年，日本连珠社代表团访问北京，把国际五子棋规则带入内地；那威等人组建国内第一个现代五子棋民间社团“京都五子棋队”。1996年，中国民间机构正式加入国际连珠联盟 RIF。这时民间已经出现了零散的五子棋爱好者。
孙父下海经商之后，结交的一个朋友就是五子棋的棋迷。每次来孙家做客，可能是为了逗小孩玩，就会拿出一个火车上用的便携磁吸五子棋来和小孙歌对弈（这种便携棋具在90年代非常流行）。很快，小孙歌就让这位朋友大为惊讶。在掌握了五子棋的基本规则之后，即使完全不知道棋谱和定式，小孙歌也可以和成年人杀得有来有回，后来甚至逐渐占据上风。朋友临走前留下一句话：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你得好好培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孙歌的母亲马上就意识到了儿子的天赋。这里还有一个必须交代的大背景。8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神童热”。中科大少年班招收了宁铂等“神童”，打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引爆了全国对天才少年的崇拜。进入90年代，这股热潮扩散到全社会各行各业，报纸、广播电视不遗余力地报道各类少年天才。就在1996年，12岁的尹力从北京八中少年班毕业，直接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人民日报》为此刊登新闻照片，举国轰动。（尹力后来在31岁的时候成为最年轻的哈佛正教授。）
显然，孙母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儿子也可能是一个“少年天才”。加上孙歌在棋类游戏上表现出的天赋，孙母很自然地想让孙歌往这方面发展。当然，五子棋当时的知名度还不高，全国上下最火热的棋类运动，非围棋莫属。80年代聂卫平连克日本几大高手，举国欢腾，孙父孙母作为同时代人，当然对此有着深切的记忆。进入90年代后，围棋在中国热度不减，尤其1995年，马晓春拿下东洋证券杯、富士通杯两项世界冠军，这一年成为中国围棋的里程碑。在这股狂热的影响下，自然也催生出了一批“围棋神童”。前有以常昊、罗洗河为代表的“七小龙”，90年代中后期又涌现出以古力为代表的“小虎辈”。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古力因为围棋下得好，还获评全国十佳少年，学校专门印发了介绍十佳少年的小册子，书中介绍的第一个人就是古力。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颁给小学生的全国最高荣誉了。
围棋棋童一般在8到10岁开始正式学棋。1999年，孙歌9岁，母亲就决定让他走上围棋道路。但惠州市并没有专业的围棋教育，因此母亲把他送到了武汉一个专业的道场学习。此时围棋已经是一种职业运动，而不管哪种运动，要想培养一个职业运动员，都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孙家条件有限，母亲不能脱产陪着孙歌学习，只能继续在惠州上班，让孙歌寄宿在道场。
孙歌在武汉学习了三年。对于这三年的经历，孙歌始终不愿多谈，只是强调去学习的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并不是家长强迫的。此外，他只讲了学习期间和同学一起搞出的一种代币“情智币”，在寄宿的学生之间流通，很受欢迎。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就像很多企业家在回忆童年的时候，都会强调自己小时候就颇具经商天赋，把一些小玩具兜售给同学，还能引导舆论，制造流行，小赚一笔。
其实并不难想象，寄宿生活对于一个9岁的幼童来说，确实是过于残酷了。一个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很困难的小孩子，要和几十个人同吃同住，忍受着恶劣的环境。没有人有义务为他负责，生活中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得自己琢磨：水池里怎么洗漱才不会溅到别人？打饭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抢一个好位置？一切的一切都要由一个9岁的孩子独自面对。我12岁进入一所寄宿学校，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面对长长一排水龙头时的茫然无措。我是在本地上学，每周能回一次家。本地、本省的同学，家长还可以不时来探望，而孙歌在最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身边却空无一人，甚至一个电话都不能打（90年代打长途电话很贵）。
武汉的饮食和惠州截然不同，湖北嗜辣，让小孙歌的胃平白遭受了不少磨难。武汉的天气也是一种灾难。夏天酷热，这里是著名的“火炉”城市，宿舍里没有空调，连大铁床都烤得火热。冬天更不可能像广东一样温暖，湿冷且没有暖气，孙歌第一年就长了冻疮。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能活动的范围也非常有限。仅有的几次外出游玩，面对的则是武汉人的泼辣蛮横，街市的混乱无序。他曾经目睹了几辆疯狂的公交车在环道上风驰电掣，你追我赶，仿佛形成了一种时空漩涡，让他更加不敢迈出道场。
绝大多数的时间，他只能面对那个枯燥的几尺见方的棋盘。小小的棋盘成了他的牢笼，日复一日。对于那些早慧的围棋天才来说，道场的棋盘可能是通往成功之门的阶梯。而对于大多数的棋童来说，则是无休无止的争斗。
围棋是一项非常残酷的运动。道场内部的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每天要进行大量的对局、复盘。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定段。定段是棋童迈入职业棋手行列的鲤鱼跃龙门，是他们的高考。而这种高考的残酷性，远远超过考清华北大。很多人应该听过著名棋手战鹰定段八次才成功的故事。但这在围棋世界已属幸运。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定段，黯然离去。
孙歌就是其中之一。连续三年定段失败，最后的棋力只停留在业余4段左右。12岁的年纪，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父亲的朋友曾说，孙歌是他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他也一度以为自己是一个天才，是一块金子。但在围棋的道场里，金砖是用来铺地的。
这是孙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智力上的局限。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几乎是他唯一的骄傲的智力，被无情地碾得粉碎。
我有幸采访到了几位孙歌当年的围棋同学，打听到了两件有意思的事情，值得在此一说。
第一件事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故事。有一位和孙歌同龄的同学，也是从外地来武汉学习，两个人背景相似，很快处成了朋友。在一次重要的选拔赛前，这位同学和孙歌商量好，采用错小目布局。这种布局属于稳健流，先巩固己方的阵地，再进攻对方。双方约好在中盘比拼算力。可是真正下棋的时候，对方出了变招，改为二连星主动点三三。其实这个变招孙歌是可以应付的。但他措手不及，方寸大乱，最后草草了事，终盘告负。输了棋之后，孙歌大哭不止，高喊：“你骗人！你骗人！”连哭带喊，足足喊了三五十句。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电脑游戏的。当时的道场有一台电脑，装了当时最流行的游戏《大富翁4》。这是棋童们仅有的一点娱乐，很受欢迎。孙歌创造的“情智币”，很多时候都是用来购买游戏的使用权。孙歌很快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奥秘，取胜的要诀在于开局的时候，用遥控骰子，踩中宝箱，获得500点券。然后再用点券购买各种道具，限制对手。可尽管如此，孙歌还是屡屡输掉游戏。原因在于，有一个比他们大两三岁的棋童，每次看到孙歌有获胜的趋势，就强迫孙歌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他，如果不从，就要拳脚伺候。孙歌跟同学说，他把这个游戏看明白了。游戏的要诀不在于什么点券，而在于谁能用暴力巧取豪夺。
2002年，12岁的孙歌选择放弃，回到了惠州。然而等待他的是一个晴天霹雳。
那是一个毫无征兆的休息日。广东的天气温暖，吹着和煦的风。孙歌看到母亲在化妆镜前梳妆打扮，还特意涂了好看的口红，心情似乎不错。而父亲在客厅里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得可怕，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没过多久，母亲拎起早已收拾好的拉杆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孙歌几乎条件反射似的，跟着母亲下了楼。也许他有一种预感，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楼下停着一辆崭新的丰田轿车，还站着一个男人。对于这个男人，孙歌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大胡子，戴着一副蛤蟆镜。
“妈妈，你去哪？”
“意大利。”
孙歌的母亲从车里取出一个忍者神龟的玩偶，塞到孙歌手里。然后再没有回头，上了车。小汽车一溜烟地就开走了。
意大利，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名词，就这样摧毁了孙歌的童年。他当时对意大利一无所知，只知道那个国家有一种食物很好吃，叫披萨饼。《忍者神龟》的动画片里经常吃披萨饼。
孙歌一直固执地跟我说，他当时手上的那个玩偶是《忍者神龟》里的使长棍的爱因斯坦。我告诉他，这是当时的翻译错误，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多纳泰罗，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雕塑家，正好和另外三只乌龟——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凑成一组。但孙歌还坚持说，是爱因斯坦。
孙歌问我，如果当时他定段成功，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走？
我说，也许。但一般的母亲不会把9岁的孩子扔到外地去寄宿。
孙歌说，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没再多说。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一个想法。这个可能是神童的儿子，只不过是母亲最后的一点精神纽带。因为是神童，所以才有价值，而不是因为是儿子才有价值。当他定段失败，回到惠州的时候，最后的一点价值也就没有了。但这些我没有和孙歌说。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孙歌的一个怪癖。在某一天，孙歌从早到晚都在吃披萨。早餐吃、午餐吃、晚餐也吃。除此之外不吃任何食物，哪怕是配菜。即使他所住的高档酒店早上是不提供披萨的，他也坚持要求厨师现做，宁愿多付钱。而且他一定要亲眼确认厨师是个地道的意大利人，他说，我只吃意大利人做的披萨。
而在另一次采访中，孙歌则对披萨避之不及。酒店餐厅的经理为了向顾客表示善意，赠送给孙歌一个迷你的披萨。不知道触到了他内心哪一处柔软的地方，孙歌瞬间变色，扔下餐巾，拂袖而去。
总之，在12岁的那一天，孙歌似乎迈入了一道大门，一道无法返回的大门。这门没有形状，摸不着也看不见，可它就横在那里，卡在一个人12岁那道狭窄的关口上。12岁的孩子太小，体力不够，臂力也不够，不可能攀上崇岩峻岭，只能从那道大门中穿过去。
门后是一把无形的镰刀。孙歌身如草芥，只能被这把镰刀收割。
（未完待续）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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